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 2026-09-1341

六百年前的醫生知道的，現代人反而忘了

讀完這篇，你會知道：

1. 中世紀醫學對心理健康的理解，比我們想像的更接近現代

2. 六百年前的醫生用來治療憂鬱的方法，和今天「社交處方」的概念幾乎一致

3. 我們以為自己進步了，但在「預防性心理健康」這件事上，我們可能退步了

思考的起點

Aeon Essays 歷史學家 Katherine Harvey 指出：中世紀醫師早將社交、音樂、園藝、動物列為治療憂鬱的核心處方，與今天「社交處方」的概念幾乎完全一致——卻被我們遺忘了六百年。你上一次因為心情不好，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？滑手機、吃東西、還是找人說說話？六百年前的醫生，早就把答案寫進了處方箋裡。

我們以為中世紀對心理健康一無所知—但這是一個誤解

2026 年 9 月 10 日，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榮譽研究員、歷史學家 Katherine Harvey在 Aeon Essays 發表了一篇文章，標題是「中世紀的心理健康」。她在文章開頭說了一件讓她自己都意外的事：

她原本以為中世紀人對心理健康的理解和我們完全不同—充斥著驅魔、迷信、和無知。但當她把研究視角從宗教文本移開，轉向中世紀的醫學著作時，她發現了一批討論心理健康的文字，讀起來出奇地熟悉。

在中世紀的主流醫學理論（體液說）裡，健康的核心是保持身體四種體液的平衡：血液、痰液、黑膽汁、黃膽汁。而影響這個平衡的六大外部因素中，除了飲食、運動、睡眠，還有一項現代人很熟悉的東西：情緒。

14 世紀塞維亞的醫師 Juan de Aviñón 寫道：「一個希望保持健康的人，必須盡可能不憤怒、不焦慮、不擔憂，因為一旦他這樣做，就會對身體造成極大的傷害。」這句話放到今天任何一本身心健康手冊裡，都毫不違和。

中世紀的人不只知道情緒影響健康，他們還知道慢性壓力、過度工作、焦慮、和憂鬱—而且他們有一套非常具體的處置方法。

中世紀的憂鬱症患者：商人、國王、和不堪負荷的修道士

Harvey 在文章裡描述了幾個真實的中世紀案例，讀來像是現代人的縮影。

托斯卡尼羊毛商人 Francesco Datini（約 1335-1410）曾寫下「命運讓我從出生那天起，從未享受過完整快樂的一天」。他擔心生意、擔心黑死病、擔心一切—他的妻子 Margherita 不斷勸他放鬆，問他「為什麼要沉溺其中到傷害自己身心的程度」。這段六百年前的夫妻對話，像是今天任何一對高壓職場伴侶可能說的話。

葡萄牙國王 Duarte 一世（1391-1438）則在著作中詳細記錄了他一生與「憂鬱體質」的抗爭—這種狀態在他擔任攝政期間一場大規模瘟疫後首次發作。他嘗試過醫學介入、調整作息、改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，最終找到最有效的方法是：對上帝的虔誠奉獻，以及施予救濟。

修道院裡的情況也不比世俗世界好。13 世紀一位名叫 Matthew 的修道士寫信給朋友，說他的職責讓他從腳底到頭頂都無法平靜，胃痛、疲憊，確信工作會讓他喪命。在另一間修道院，Alexander de Langley 的精神崩潰被歸因於過度工作；當工作量減輕後，他又開始過度讀書，最終「失去了理智」。

這些故事說的是：焦慮、憂鬱、過勞—不是現代病，而是人類的永恆困境。六百年前的人和我們一樣，在同樣的事情上掙扎。

中世紀的處方：社交、音樂、園藝、動物—和今天的「社交處方」幾乎一致

中世紀的醫師面對憂鬱症患者，除了使用藥物性介入（如番紅花糖漿、肉桂按摩油），同時強調一件事：讓病人振奮起來的生活方式改變。

波隆那醫師 Taddeo Alderotti 治療費拉拉領主 Obizzo II 的憂鬱症時，開立的處方包括：「散步、欣賞美麗和令人愉悅的事物、聆聽他喜歡的歌曲和樂器、聽人講述並承諾他豐厚的市場收益。」

1390 年代，波隆那市政府在一位知名律師的兒子重病瀕死時，特別派遣了一位音樂家和說書人前往陪伴，並解釋道：「持續的憂慮奪走人的生命之氣，最好的解藥是盡可能多聽故事和歌曲。」

戶外活動和園藝也是標準的心理健康處方。憂鬱的修道士被鼓勵去長途散步；更富裕的修道院甚至在鄉間置有房舍，讓精疲力竭的修道士去「享受換個環境的好處」。Francesco Datini 在自家住宅裡建造了一座種滿橙樹、玫瑰和紫羅蘭的花園—他後來雖然認為這是「一件大蠢事」，但顯然從中獲得了真實的快樂。

動物也是療癒的媒介。杜倫主教 Robert de Insula 養了猴子「以減輕他的煩惱」；卡斯提爾國王 Alfonso X 有一隻「深愛並細心照料」的雪貂。貓、狗、鳥是最常見的寵物。

把這些處方列出來，你會發現一件驚人的事：這幾乎就是今天「社交處方（Social Prescribing）」的完整內容。社交處方是當代醫療體系裡一個相對新興的概念—醫師鼓勵病人透過社區活動、藝術、自然接觸、志工服務等非藥物途徑來改善心理健康。但中世紀的醫師，六百年前就已經在開這張處方了。

我們以為自己更進步—但在預防性心理健康這件事上，數字說的是另一回事

Harvey 在文章末尾提出了一個值得我們正視的對照。

中世紀沒有抗憂鬱藥、沒有精神科、沒有 DSM 診斷手冊。但他們的醫學體系強調一件事：心理健康是整體健康生活方式的核心，不是一個需要被單獨隔離處理的「問題」。他們用的是預防視角—透過日常生活的品質來維繫心理韌性。

今天呢？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2023 年的報告，全球有超過 2.8 億人患有憂鬱症，每年因心理健康問題損失的工作日高達數十億天。而全球精神科藥物的市場規模在 2025 年超過 400 億美元，仍在持續增長。

我們在治療上投入的資源前所未有地龐大。但在預防上—在那些中世紀醫師視為日常健康核心的事情上—我們做得怎麼樣？

台灣 2024 年的調查顯示，每五個上班族就有一個達到中重度憂鬱症狀的門檻。同一份調查也顯示，超過六成的人在出現心理困擾時，第一選擇不是找人說話，而是「自己承受」。

我們比中世紀人有更多的知識、更多的工具、更多的治療選項。但我們在日常生活裡留給社交、音樂、自然、動物、和真實人際連結的空間，可能比他們還要少。

歷史給我們的不是答案，是一面鏡子

Harvey 的結論不是要我們回到中世紀—她明確說有些中世紀療法我們不應該復興，例如驅魔、過量使用番紅花，或者吃鴕鳥肝臟。

但她認為有幾件事值得我們學習。

第一，把心理健康當成整體生活方式的一部分，而不是一個需要「治療」的獨立問題。中世紀醫學體系裡，情緒調節和飲食、運動、睡眠並列為維護健康的核心習慣—這個框架，比把心理健康外包給診間、讓藥物承擔所有責任，更接近真實的需求。

第二，重視那些免費的、日常的、社會性的心理健康資源。散步、和朋友相處、聽音樂、在花園裡做點什麼、養一隻動物—這些事情的成本幾乎是零，但六百年前的醫師認為它們的效果足以和藥物並列。

第三，Harvey 提醒我們：焦慮和憂鬱不是現代病，不是軟弱，也不是這個時代特有的失能。它們是「永恆的人類困境」。這個認知本身，就有某種令人意外的安慰。

六百年前的 Francesco Datini，擔心他看不到結果的船、等不到回音的生意、永遠解決不了的煩惱。他的妻子勸他：「為什麼要沉溺其中到傷害自己身心的程度？」這句話，我們今天也需要有人對我們說。

我們的觀點

Harvey 這篇文章讓我們思考的，不只是歷史。而是一個關於「進步」的問題：我們在哪些地方真的進步了，在哪些地方只是換了一套說法？

在心理健康這個領域，我們確實在診斷工具、藥物研究、和去污名化上走了很長的路。這些進步是真實的，不應該被輕描淡寫。

但在「如何日常性地維護心理健康」這件事上，我們很可能活在一個有更多知識、卻做得更少的時代。我們知道運動對心理健康有幫助—但我們坐著的時間比任何一個世代都更長。我們知道社交連結是心理韌性的核心—但我們越來越多的時間在螢幕前獨自度過。我們知道自然環境有療癒效果��但我們城市化的生活讓接觸自然的機會越來越少。

中世紀的醫師沒有神經科學的語言，沒有隨機對照試驗，但他們有一種我們現在需要重新學習的能力：把心理健康看成一個需要日常照料的整體，而不是一個等到出問題才去修的系統。

歷史不是要我們回去。它是一面鏡子，讓我們看清楚自己站在哪裡、以及有哪些我們以為「新的」洞察，其實早已存在—只是被我們遺忘了。